低落。。。

做了事务处主任一年了，感觉依旧不踏实。

不踏实，因为一年的经历，只能让我观察到应该改变的情况；应该制定的制度。改变的步伐是开始了，可是我没办法将我的触角接触得很全面；我没有办法对事事都细想得周全和敏感的。虽然心里思忖着，明年的话，事情可以怎样怎样处理。

我想，很多时候，我的毛病或许是我事业上的绊脚石。太顾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，是好也可能是不好的。

对不起，因为我而受伤的人们。

今天，情绪低落了。

学校行政的人事关系(１９５２年严博士在槟华师训班同学会常年会员大会上讲词)

严博士士登台先说了一些谦虚的话，接着问坐在后排的听众道︰“我的声音会过低吗？坐在后排的人听得到吗？或者要我说大声一点，……？”因为会场的秩序格外好，所以严博士的声音虽然不大响亮，倒也听得非常清楚。因此，后座的同学都不约而同的答道︰“听得见，……。”接着严博士说︰“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，恐怕不适合在座的一些学生，但是你们要是不愿听，或者不发生兴趣，尽管睡觉，不要紧，不过，不要吵闹。（因为会场上有几十位明德学校的高小毕业生。）

在马来亚一年来，我所听到以及看到的马来亚的中国人的问题，真是出人意料之外，实在太复杂；社会背景太复杂，以致没有具体的系统，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很广泛，要讲起来，也非常复杂，不是一件简单的问题，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完的。

现在来讲对于教育的问题──学校行政上的人事关系、教员与学生是学校的细胞，那末，师生关系应怎样才有教育的意义？这点假如不先做个透澈的分析、讲究，什么教育都是行不通的。然而，对于校董、校长、教员，他们应该有什么立场？因此，校董、校长、教员三方面的关系，必须先弄清楚了，才能算做名符其实的学校。

谈到学校问题，教科书、课程、学制、经费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问题，都是属于次要。

人的问题，第一，量不够，师资缺乏。教师不够也是次要的问题。如何使到学校当中这三方面的问题，能够弄清楚，然后才能谈到教育的问题。人事关系不能调解，这是个最大的原因。依照目前的情形，校董方面高高在上，比衙门还凶，比官厅还要大，时时都要干涉校政，甚至直接指挥，有的识字不到三五个字，也摆起董事老爷的臭架子，企图干涉校政。固然校董中也有才学，能干的人物；可是既然聘任校长，事事当然都要信用校长。俗谓，疑则勿用，用则勿疑，难道连这极普通的常识也没有吗？

在国内，或者是英国，从来没有这种奇怪的现象，那儿对教师都是很客气，很有礼貌，绝不像这儿有这种的情形；尤其在英国，这真可表现出他们的优秀传统，最值得赞赏的。但是这里又是属于英国所管理的地方，二方面的传统却没有一致，这真令人惋惜。

第二，校长，在吉隆坡我有听见很多话。校长、偶然也有特殊的人物，但其间也有特殊的情形。如新加坡星华中学教师会，校长不准加入做会员；而吉隆坡的教师会，却不准校长当主席，这是什么意义？可想而知，并不是校长没有才干或办事的能力差，而是历史背景所形成，不知多少教员的眼泪在这情景上面，其中当有特殊的意义的。我们乃是就事论事，并不以座上有数位校长，我不顾忌地随意来批评。诚然，不知多少教师的眼泪已丢在这情形上面。

第三，教员、职员质量，的确有毛病。讲到利益，距离很远，没有好的关系，别想有好的位置，这样那里有好的前途呢？教员的位置，假如安定了，也并不是三五年，十年八年，而是需要二十年，三十年以后才能办好的。

教育事业，与铺马路完全不同，筑马路一下子开凿就能成功，可以用数量来策划，计日完成；也不象盖房子那么简单，可以很迅速就会完善的。那末，教员位置之不能安定，乃是最大毛病。学校到了年假，便换别人，俗谓︰榴莲上市，教员找位置，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甚至每年要有一二次大更动，这不是表明这儿的怪现象，怎样办得好学校呢？

要办学校，就必须从好的地方调整过来；然而，教员年年换，校董老爷天天来干涉，这怎样叫教员有心情进行他的任务呢？这也必须设法调整的，怎样调整呢？那就要看校董、校长、教员到底站在那方面才对，这便算是归在立场问题。校长、教员应随时随地都站在一个地方才对。因为纷纷的路，不能随便盲从乱走。要是没有分清，这样便变成没有立场。因为立场只有一个，路也只有一条可走，不然，各走极端，永远是找不到好的办法。

（一）校长、教员都走校董的路对吗？不对，但是有的却连校董放个臭屁，也要说“香”的。因此，才引起校董会瞧不起教员。

（二）校长站在教员的立场，大家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，都要清清楚楚地提出来。站在教员的立场，才是真正的教育立场。那末，便鼓吹这种教员来华校，因为教员的立场，也就是学校立场。这样校长站在前头，校董在外圈，教员在当中，便成合心人物，痛痒相关，心气相通，逐渐争取福利，共谋进展，好的老师留任，坏的教员当自能引咎自退。这样，三五年间，第一流的人才，一定集中在一起。我在吉隆坡任职时与吴先生也有谈过这问题，把好的人才集中在一两间学校，才是改进华侨学校唯一优良方法。怎样集中，这是起点。

有好教员，就有好学生。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。但是只要好学生，而把老师当“戈里”，那不是欺人自欺吗？我十几年来，不论大、中、小校长都做过，从来没有看到本地这种情形，用之即来，挥之即去的怪剧。

我在吉玻师训班的毕业刊上，曾经有写下这样的话︰“要有好学生，要有好学校，必须有好教师。”学校中的科目，多一本书，少一本标本，有何关系，那都是枝节问题。

校董、校长、教员不能有三个立场。只有一个立场，大家能打成一片，甘苦与共，校董在外圈，这样还能受到欺侮吗？因校长不能单力抵抗校董，所以校长也要站在教员的立场，这样子就是失败也甘心。

校董不能有立场，假如要有立场，也要站在教员的立场。对于校长、校董不能过问。人事上，顶多是董事长负责物色校长，就是开商店也是这样，全权交经理去处理，假如干涉经理，那间店还有发展的希望吗？吉隆坡有位吴先生对我说︰“没有校董办不成，有了校董办不好。”这种说法，未免太悲观，太消极。然而，我觉得可以办好，要教育界本身清苦经营。校董既不愿意办，求他拜他吗？但是教育界不能团结，犹如散沙没有用处。要解决华校的问题，最低限度，教育界专谈教育界，大家一齐来，共甘苦，打成一片，把自己的力量拿出来，最后一定成功。

教育的立场，就是教员的立场，假如站在其他立场，都是危险的。做事公开，共谋利益、集思广益，这就是民主精神。学校民主化，通过了集体的意志，教员治校。过去有教授治校，大学自治，教师治校，教员升级加薪通过教务会。大家的宗旨与立场不是一样吗？教师有资格参加学校的大计，那就是学校民主化。

大陆现在的教育政策，施行以学生治校，学生是还未成熟的人，那末，以学生治校，由学生来治理先生，这也是错的，怎么行呢？

教师治校的方法。（一）校长之底下，以年资高，比较能代表大众的，选出几位为委员帮忙处理校务，对应兴应革事件，要经过委员会讨论，就是校长要聘请或解退教员，都可提案，交委员会处决。（二）委员会制度下，用错了制度，当然也有其害，但是任何制度都是有其毛病。我们是比较理论事实，因为利害有大小之别。好象民主国家的制度，假如政府跑错了路，人民都可批评政府的错，那末，校长领导下的委员会，有教员代表参加，当然大家都得以提出批评与赞赏的。


注：同事分享的好文章，看了的确感觉贴切。原来严元章博士在1952年就看到问题的症结。。。

http://chsbp.net.my/2010/0922/855.html

我见我思

来到培群服务快两年。两年的时间，很长，也很短。很长，因为它让我学习也经历了很多；很短，因为如果与学校快90周年的发展历史相比，两年，或许是微不足道的。我想，培群是幸福的。幸福，是因为它有一群热心的董事、对教育环抱热忱的行政与教师队伍、有默默付出的校工及一群含苞待放的学生，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而献身努力。

培群正向着“重新起航，迈向卓越”的改革方向前进。学校自推行改革以来，校内整体风气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。学生纪律已明显获得改善；学生在校内外比赛也表现良好。另外，通过各项活动的展开包括校友回校日、培群行、义卖活动及新春联欢晚会等，逐渐加强和凝聚了校方与社区的关系。然而，在通向改革的过程中，如何凝聚校内教职员及华社的力量，让培群趋向更美好即是一个挑战。

那天，与同事谈起培群的发展。个人认为，要凝聚与团结校内每个人的力量，任何决策需以教育方向为基础是关键。另外，肯定与尊重大家的付出是另一个重点。想起初到培群的第一年，察觉在行事上或政策决定上，学校总有太多惯有的习性。常常，在制定政策时，总会以考虑他人的利益作为决定的依归，缺乏以教育的基础及方向作为发展重点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，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学会认知、学会做事、学会共同生活以及学会生存这四种能力。这意味着学生才是教育的主体。虽然同样是以人作为考量因素，但一旦着重点不同，所欲引发的教学意义及成效必有所落差。

另一方面，除了着重在硬体的建设，软体上的发展，尤其是师资的培训上，也应作为发展的考量点。记得有位前辈曾对我说，在独中服务的教职员同样是为华教的发展做出奉献，同样需要被认同。每个人，或多或少都会带着对学校或是对华教的憧憬，而选择在作为华教堡垒的独中服务。每个人，对于学校的爱护及付出都是同等的，都是值得被尊敬的，都是需要被认同的。因此，教师在教学上的认真与努力；职工们在工作上的协助及配合；董事们在外为建校筹款的付出，都需要被肯定。多些认同、少些批评；多些鼓励与肯定、少些责备与怀疑。另外，所谓师资的培训还包括了教师专业上的提升。教师在教学上总会遇上挫折。一旦教师专业逐步获得提升及改善，同事及校方相互地支援及谅解，除了会引起正面的心理效果，我想大家也会更乐教、乐做与乐学。

唯有在凝聚与结合了大家的力量，培群才能以更稳健的步伐，向改革的方向迈进。与大家共勉！